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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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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之不可思议

September 3, 2017

2017-09-03  荣剑闲潭

 

前几天我写了“中国之不可翻译”,许多人没读懂,或一知半解,以为我只是讲的翻译问题。今天我写“中国之不可思议”,是要检讨我自己实在读不懂一些中国人。上海松江交警抱摔妇孺事件之后,社会议论汹涌,我昨天也写了评论——欺凌妇孺,天理难容!按理说对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警方在第一时间迅速对涉事警察做出了处理,发布不实辟谣信息的某警察网也已公开道歉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应该不会有过大争议,但没想到的是,争议巨大,不可调和。上午程凌虚先生发来一篇文章,提出的问题直击要害:

 

为什么警察自己都觉得理亏、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界定了民警粗暴执法不妥、并且都已经处理了犯事民警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同样有机会被随时抱摔的老百姓在替恶警说话?是犯贱呢?还是有什么深层社会心理原因?

 

我在私信里回复程凌虚先生说,现在越来越觉得中国不可思议,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事情如此清楚,是非就是讲不清楚,原因究竟何在?

 

 

著名女性作家六六的观点有代表性,她认为,不能助长“我弱我有理”。以后发现“儿童在手,天下我有”以后,偷盗的抱小孩,强奸的抱小孩,要饭的抱小孩,强行占道的抱小孩,警察没法干了。我坚决支持警察。有人问她:抱的是你家孩子,你还会这样说吗?她的回复是:我长这么大没跟警察发生冲突过。警察代表公权力。私权不能逾越公权。她为此主张:一定要把暴力阻挠妇女绳之以法!(这显然是个病句,她的意思应该是:一定要把暴力阻扰警察执法的妇女绳之以法!)她说到赵云之所以能在曹操百万军中七进七出,是因为赵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因孩子而免于被身杀。她是不是想就此证明,这个抗法的刁妇拿孩子做人质而逃避了法律的追责?

 

六六作为一个有着上千万粉丝的大V,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就评论说,对于刁民必须采取霹雳手段。还有不少人是拿美国说事,说这个妇女如果在美国和警察推搡,早就被警察一枪击毙了。我在一个群里发了我的文章,有人随手就发了一个美国警察殴打平民的视频,并写道:“嗯,那可以尝尝皿煮下的警察作为”。此人把民主故意写成皿煮,意思很明确,皿煮的美国警察比中国警察更狠。如此说下来,松江这位警察抱摔妇孺倒地,真是太客气了。

 

如何看以六六为代表的这些人的看法?有人说这是五毛言论,是二的表现,我的一个朋友批驳说:不是五毛不五毛的问题,也不是二不二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已病入膏肓了,基本没救了!另一个朋友小毕也是同样的看法:中国,美国,两国警察同样面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的侵犯,回应方式却天壤之别!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表现。美国警察知道他面对着一个弱小的心灵,而中国警察却无视儿童的安危与心灵的创伤! 粗暴、野蛮建构了灭失人性的行为价值 ! 网上看到有的华人为其粗暴执法叫好,是人道人性在他们价值观与心灵中已经死亡,虽然他们还活着,如行尸走肉 !

 

所以,程凌虚先生有他的焚心之问:不知道这群评论的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关的吃瓜群众?如果是有组织的,那这个组织太恐怖了;如果是吃瓜群众,那中国教育太失败了。我亦有深深的同感,感觉根本无法理解类似六六这些人的思维和价值观,我说“欺凌妇孺,天理难容”,他们能容得下这个天理吗?

 

再来看看其他人的看法。一位署名杨洪昌的网民,把相关的争论分为四种情况:1、强烈谴责这一暴力执法行为的;2、坚决维护警察权威的;3、各打五十大板的;4、认为是小题大作的。他认为,第一种情况是压倒性的,他就属于第一种情况,理由很清楚:一、那位女子在被绊摔之前手抱孩子,她的推搡对于执法的警察实在构不成人身威胁;二、绊摔之后,孩子被重重的摔在地上,哇哇大哭,执法警察却不管不顾,并从一名警察增加到二名警察去制压该女子!三、从上海警方停止那两名执法警察职务的决定来看,也表明其行为是必须要受到谴责的。

 

这位网民是一名从警31年的退休警察,他说他看到这一幕时,羞辱难当!他认为,警察只有依法执法、文明执法,才会有权威!反之,就不是权威而是滥权。对于“她的这种行为在美国是可以开枪击毙的”说法,他以为实在是太流氓啦一一你这纯粹是在比烂啊!人家的好你咋就不学学呢?至于说是小题大作的情况,他只说了一句:难道非要把大人小孩都摔死一一像雨田君一样去见了阎王,才叫大题?!

 

如果把这位退休警察和作家六六置于在一个空间里讨论的话,我相信是讨论不出结果的,三观太不一样了。六六这样的人物,能以作家的身份存世,称得上是精英吧,也是为人之母,她所掌握到的话语资源岂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警察可以比拟的。在她居高临下地对刁妇刁民发出道德谴责时,她可以获得她想得到的掌声。她说私权不能干预公权,说的真是太轻松了,在庞大的公权面前,私权不要说干预公权了,就是如松江这位老妇推搡一下公权,不就是被马上摁在地上而不得动弹吗?她可以在这个事件上完全支持警察,这是她的权利,即使她有理由对她所指的刁妇持有傲慢之心,我惟一要向她质疑的是,为何对那个被摔在地上的孩子,竟无一点恻隐之心,这才是她真正让人悲哀的地方。

 

这些年来吾国日趋这个德性,日趋让我不可思议。从柴静之争到杨绛先生去世之争,再到今天松江交警执法之争,争议之大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柴静自费拍纪录片揭示雾霾之重是十恶不赦的事情?为何会被这么多的人拍砖责骂?难倒百岁老人杨绛先生一定要奋笔疾书抗议专制才能青史留名?为何她和她丈夫钱钟书先生会在她刚去世时遭到这么多的诟病?包括这次争议,无非就是老妇有刁妇之嫌,有抗拒执法之嫌,有先推搡警察之嫌,但即使有这些嫌疑,在她怀抱一个孩子时就可以将其摔倒在地?就可以对孩子的安危不管不顾?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这样冷血腔调:在美国这样的人早就被毙了。这是有什么样的毒蝎心肠才会说出这么毫无人性的话来!不要说美国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即使有这样的事,如同退休的杨警官所说,你就为什么不能学人家的好呢?

 

社会撕裂,人心撕裂,这些年来愈演愈重;不管是大事小事,一旦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便是争议四起,各种极端言论堂皇出现。有五毛,有精英,加上各类主义,打得不可开交。人心冲突之巨,似乎无可修复。中国的主流价值究竟何在?不可思议的中国何时才能归于常态?

 

最后,我要对六六说,你可以是一个作家,你也可以是一个“文化精英”,但你不配做一个合格母亲!

 

            写于 2017.9.3

杜光: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必须清除

September 2, 2017

——纪念邓小平“八一八讲话25周年

这篇文章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部分内容,我应《炎黄春秋》之约,略加删改,以邓小平“八一八讲话”为由头,供他们发表,已经在(2005年)第八期上采用,标题改为《反封建专制里程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本文使用的标题是五柳村加的)

25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时光流逝,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邓小平言犹在耳,但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显然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在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绝不是“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所能包括的。


(一)    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无远弗届。诞生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民主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缺乏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以致不能把民主革命坚持到底;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对自身的严重影响也估计不足,始终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总是片面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结果,在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坚决的抵制,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而得到宏扬和发展。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明确地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而对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主义传统,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制度而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始终忽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丝毫也没有涉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旨在整肃知识分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只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实际上也助长了专制主义在党内的滋长,如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传唱《东方红》,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就是一些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阴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高度集中的、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象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柢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但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全面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也不过了。


(二)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


据某些学术机构调查,近几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腐败问题,而专制主义正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社会腐败首先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有的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的社会道德面貌最好的黄金时期。此话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同志相称,平等对待,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无不怀念当年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不过,这个所谓黄金时期的断语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时期恰恰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日益沦丧、精神日益腐败的时期。建国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认定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是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加砖添瓦的革命行为,人人都为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自豪。这个高尚的理念,孕育着美好的道德风尚——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政治体制的渗透,这些道德准则受到了全面的侵蚀。毛泽东凭藉他的文才武略和丰功伟绩,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崇和信赖。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拜的基础上的最高权力,使他处于推行毕生理想的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却抛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长期储积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帝王术”。于是,专制主义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找到了在新中国制度里悄然复兴的机会。邓小平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这些弊端通过政策的制订和施行而延及社会,破坏良好的道德风尚。祸及社会的主要渠道是一系列群众运动。在三反五反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表现出主观臆断的专制色彩,在合作化运动和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进一步暴露出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接踵而来的群众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这些在专制主义指挥下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人性凋零。由反胡风肇端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普遍发扬、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因文贾祸、因言致罪,造成了人们在字里行间、日常言谈中寻找阶级敌人的恶劣风气。公之于世的书籍文章,纯属隐私的信件日记,公开集会的讲话发言,个别交谈的片言只语,都可以找出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流风所及,戚友亲情、同志情谊,都为阶级斗争的沉重压力所笼罩,“对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运动中固然人人自危,平时也互相戒备,就怕运动来时遭到揭发批判。一旦风暴来临,为了避祸求安,不得不违心表态,揭发检讨,以牺牲原则来求取平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诚信、人性、人道主义、个人尊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屈从政治压力而舍弃道德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连最高领导集团也不例外。在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文革期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弃权——这些不都是屈服于专制主义而抛弃政治道德的典型事例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政治创伤最为深重,因而精神腐败、道德堕落也极为严重的社会阶层。由于指导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知识分子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充当革命对象的角色,成为专制主义的殉难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送上专制主义的祭坛,导致这个本应成为民族脊梁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堕落。作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摧残之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曾经引以自豪的品格: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自尊自强、忠于理想、自命清高,最后只能违心地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以自污自辱的谎言换取苟全性命的机会。至于那些被动员起来迫害他们的主力军,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为了立功,有的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诛心竭力地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吠影吠声、无限上纲,把别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政治运动召唤和诱发了同类相残的动物本性,把社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毫无人性的角斗场。它残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会,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沦丧。

不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作为经济领域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对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各级党政组织竞相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伪造政绩,牛皮吹得越大越能得到表扬提拔;实事求是地上报实际产量或虚报数量较少的则被批为“白旗”,受到批判斗争,撤职降级。此例一开,人们群起效尤,弄虚作假成风。直到今天,此风仍长盛不衰。

由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惯性,人们生活上自我约束较严;另一方面,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资匮乏,贪污受贿的机会不多,加上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不致激起人心深处的贪欲,因而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很少出现。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对恢复社会道德、克服精神腐败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只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在取得第一波的显著成果后便戛然而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进一步批判和肃清“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根源,竟遭到不应有的遏制。因此,专制主义所酿造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不但得以死灰复燃,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全面的社会腐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从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到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邀功取宠,歌功颂德,假统计、假政绩层出不穷;买官卖官,贿赂成风;公开场合的讲话、充斥报刊的文章,往往是一些老话假话大话空话等等,都是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三)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的本质所在


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本质所在。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特权就成了可以换取物质财富的特殊商品。权力的异化导致改革的异化,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特权成为掠夺人民财富的主要杠杆。如在某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仗恃特权,借改革之机化公为私,使企业蜕化为官有企业。他们或是把国有资财转移到自己子女亲属的企业里;或是收受贿赂回扣,听任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发不出职工工资,厂长经理却依然吃喝嫖赌,肆意挥霍;有些企业管理者利用产权改革之机,上下其手,掠夺国家资产;有些企业把持垄断领域,垄断资源,控制价格,排斥民有经济,侵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获取超经济的垄断利润;有些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国家仍然继续贷款投资,把人民的血汗扔进无底洞。许多民有企业、三资企业更成了掌握各种特权的政府机关的追逐目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费,此去彼来的检查评比,愈演愈烈的赞助摊派,各种各样的收费站点,都利用手中的特权向企业伸手。有些执法部门甚至给每个工作人员下达成千上万元的“增收”任务,超额者有奖,未达标者罚款,这就更助长了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十几年来,有权审批、检查、收费和向企业索要赞助的单位越来越多,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企业用于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费用更是越来越多,企业不堪负担。新华社2002年曾报道,太原市千峰百货大楼“一天内接到两份传真,六七个电话,还来了三拨人,都是打着各种各样旗号来要钱的,大到一两万,小则七八百。”审批权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有些地方,企业从创办到在厂区内搭建一个简易厕所,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而凡有审批的地方,往往是“雁过拔毛,人过破财。”在中西部开发中,有所谓“开门迎客,关门打狗”之说,招商引资时毕恭毕敬,好话说尽;一旦外商进来就好几十个单位伸手,勒索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外商宁可丢下早期投资不要也不愿继续干下去了。经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那些利用特权致富的贪渎官吏不断蛀蚀败坏着。在农村,基层干部仗恃特权对农民肆行勒索也是花样百出,愈演愈烈。据前几年的媒体报道,有的地方随意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向农民购粮购棉只给不能兑现的白条;有的干部勒令农民必须购买由他们供应的价高质次的化肥、农药、种子、香烟、白酒;有的地方连干部吃喝应酬的花费也要摊在农民头上。有的地方干部带着联防队员,拿着手铐、麻绳、封条到农民家收费,对付不出的人便捆人封房、赶猪牵羊、抢粮搬床,连棺材板也不放过。对农民的专制压迫,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的一个最大特色是权钱交易。在特权和金钱的交易中交易双方迅速致富,社会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囊中之物。腐败已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指标,于是,谋取权力、扩大权力以换得更多财富成了一时风尚。据《时事资料手册》今年第3期报道,仅在今年1月份,就有三个交通厅长因受贿罪被判刑,包括广东省交通厅厅长牛和恩、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3月,又有北京市交通局原局长毕玉玺以受贿索贿罪被判处死缓。因为交通部门掌握着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的审批发包大权,是承包商追逐巴结的对象。交通基本建设的大量投入,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其他在经济建设中握有审批大权的官员,如工商局长、国土管理局长、水利局长,甚至公安局长、反贪局长、组织部长,近几年都有不少落马判刑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普遍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在社会上破坏了诚信的优良传统,催化着、扩散着为攫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恶劣风气。如:在政治舞台上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争名夺利、弄虚作假;社会上唯利是图、欺诈成风、坑蒙拐骗、盗贼横行;经济活动中,走私贩私、制假售假、诚信澌灭、尔虞我诈,缺乏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恶劣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些不甘堕落的工商业者也被迫走上贿赂公行的邪路;在学术文化领域则出现了评职称互相倾轧、剽窃学术成果、假文凭泛滥等不良现象。腐败已经全面地浸透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只有消除特权,肃清特权所由以诞育的专制主义,才能釜底抽薪,根绝腐败。


(四)政治民主化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佳手段


事实非常清楚,专制主义和由它引发的种种腐败,是当前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以肃清专制主义为首要任务。离开肃清专制主义而侈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实际上掩盖了专制主义的存在,贻患无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正在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个趋势要求我们彻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使肃清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显得更为迫切。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反封建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已经为欧洲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证实。今天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工具。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是为社会主义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利剑。但民主必须以法治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法治是民主的制度成果,也是民主的可靠保障。民主与法治互为表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而奉行人治的民主,往往成为专制的遮羞布,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会;没有民主的法制则是独裁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法制才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我国宪法里规定的种种自由迄今得不到充分实现,就是民主不足的反映。

民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主权,却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严格限制。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507页)他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同上第19卷第264页)自由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自由和民主都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没有什么阶级性。但它们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换句话说,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实现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同上第19卷第22页)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之后,有产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相对于专制的政治形式。作为国家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财产所有权而设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为君主独裁者所垄断;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来自有产的社会成员的授予。如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就是有产者的民主,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奴隶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即使是有产者,他们的民主权利也因占有财产多少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者梭伦的所谓政治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公民按照地产收入分为四个阶级:每年收入谷物500袋(每袋约41公斤)以上者为第一阶级,收入300袋以上者为第二阶级,收入150袋以上者为第三阶级,地产收入少于此数或没有地产者为第四阶级。三个上等阶级都可以担任官职,但最高的官职只有第一阶级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迄今为止,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虽然比起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本质上仍没有脱离梭伦民主的范围。在私有制社会里,民主始终是有产者的民主,富翁比贫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无产者即使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往往也是不巩固的,不持久的。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选举时人各一票,但富人和穷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则大不相同。富有的阶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立法和决策,贫穷的公民却起不了丝毫作用;富有者的利益经常受到政府的关注,贫民的利益只有在选举之前才被参与竞选者顾及。可见,在民主的实现程度上,不同的阶级是大不相同的。

过去有许多文章都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骗人的,这个断语至少是不准确的。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它们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发展方向。但在摧毁封建君主制度,取得政治统治的权力之后,他们却把自由民主限制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则遭到漠视或践踏。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自由民主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自由民主既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不能越过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但是,在这个历史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人民的民主自由仍有着广泛的扩大余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民主权利也不断有所扩大。以普选权为例,法国大革命后召开的制宪会议,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在260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400万能够交纳白银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一度实行凡是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很快就被督政府废除,《1792年宪法》仍规定只有交纳高额税款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后来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848年11月12日发布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才确定了普选权原则,制宪会议代表由普选产生。在英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宪章运动,其第一条纲领就是要求实现普选权。经过1867年和1884年的选举改革,直到1918年才终于实现比较彻底的普选权。美国国会1920年8月批准第19条宪法修正案,使全国范围的妇女都获得选举权,从1957年到1968年,国会通过5次民权立法或宪法修正案,保障黑人和未纳税人的选举权。从民主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预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有产化,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自由民主程度。

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毛泽东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大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邓小平则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们都把民主列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都没有把民主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联系起来,不理解民主本质上是有产者的民主。所谓大多数人的民主,应当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大多数人已成为有产者。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无产者的时候,民主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像“全民所有制”并不表示全民都是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一样,侈谈“大多数人的民主”,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享有民主,即使在民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或“人民”的词藻,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其实,民主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分,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实现程度不同罢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应当是全民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是全体公民都是有产者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体公民都在公有产业中享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很远,因而实现全民民主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在争取实现劳动人民有产化的同时,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争取实现以全民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公民选举权,而且也包涵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立法和决策的影响,包涵政权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实现民主的这些基本要求,就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并防止它卷土重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要求远没有实现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政治民主。有些文章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只在于如何扩大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显得过于自欺欺人了。


    (五)简短的结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算起,已经111年了。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演出了多少可歌可泣、悲壮激烈的历史剧。当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唤的时候,他未必会预见到,在他离开人世已经整整80年的今天,封建专制主义竟然会以如此猖獗的形式,如此普遍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以致继承他的事业的后人不得不再次重复他的呼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以反封建为主旨的民主革命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过程。当封建专制主义还严重存在、猖狂肆虐的时候,侈谈社会主义是十分不现实的。在现阶段,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总根源在于政治体制。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表明,现行政治体制是完善市场经济、建立公民社会的主要障碍,而且是导致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的主要根由。因此,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政治民主化,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从推行民主、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着眼,建立并完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制衡结构,特别是要加强舆论监督,使公民有机会有条件参与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与检查,参与政府的立法与决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政府的权力制衡、监督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只有借助于这个武器,才能实现孙中山在80年前所发出的呼吁,和邓小平25年前提出的诉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只要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广大公民,都能认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理解完成民主革命的时代意义,共同肩负起这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持之以恒,努力推进,我们就可以在告别落后、告别愚昧的同时,告别封建专制主义,告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

查建国vs单仁平:网上舆论为何会“倾斜”

September 2,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56

这两天,上海松江交警执法时的一段视频引爆网络。视频中的民警为控制一女子,将其摔倒,而不顾及女子怀抱中幼童的安全。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2日发署名文,题为《对松江警察和涉事女子都应依法处理》。单先生在文中对警察与女子都进行了批评,但他又强调,“网上舆论在第一时间大多对警察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舆论不断对个别警察的过激执法予以抨击” 。他不明白网舆为何大多批警察,而做不到一碗水端平的不偏不倚呢?

让我来告诉单先生这其中的原因:(1)双方都有错,危害不一样。抱小孩的女子推搡大男人与将幼童摔在地的伤害能一样吗?被推几下的年轻男子和被摔而大哭的孩子,人们当然更同情孩子,人性也;(2)警方从身份、人数上都处强势而应更有理性,执法者若有错将遭到更多遣责,各国均此;(3)中国警方蛮横惯了,L洋事件、强拆与截访、网络“敏感词” 的封杀等等,这都使警方公众力下降。如我,临近十九大过个生日,警方都不许,像我这样的人多了,网舆自然会“倾斜” 。
2017 / 9 / 3北京

荣剑:欺凌妇孺,天理难容

September 2, 2017

2017-09-02 荣剑闲潭

 

昨天爆屏的上海松江交警将一老妇连同她抱着的幼童一把摔在地上的视频,震惊全国,引发公愤!这个交警将老妇绊摔倒地时,不顾幼儿被摔在地上哇哇大哭,会同另一警察将老妇死死压在地上,用手铐反铐老妇双臂,全然无视幼儿的安危。看到这些画面和老妇被制后的浮肿面容,我真是怒不可遏,难以相信这是两个人民警察的所作所为。

 

稍觉欣慰的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松江警方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承认交警抱摔妇孺倒地的事实存在,涉事民警当即被停止执行职务并接受警务督察部门调查。稍后上海市公安局也通过官微表示:“该事件中民警为制止当事人无理纠缠而粗暴执法的行为是错误的。警方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治警,始终要求民警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针对这一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将进一步强化全警法治意识,规范全警执法行为,努力提升整体履职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上海市区两级警方目前对事件的反应,应该说还是及时的和积极的,不掩盖基本事实,迅速对事件的性质作出正确判断。

 

 

与上海警方处理事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警察网在事件刚刚发生时,在官微上发出辟谣声明,称“上海警察怒打抱小孩妇女是2015年的旧闻”,辟谣帖最后居然还这么写道:“蜀黍表示欢迎大家监督,但是质疑前记得先核试一下哦”。在松江警方承认了事件真相之后,该网站才不得不删去上述辟谣声明,并承认错误,向网民道歉。中国警察网自己未经核实事实,率先发出不实言论,所谓辟谣实际已经涉嫌造谣,最后被事实打脸,自毁公信,完全是咎由自取,除了道歉之外,还应该深刻反思。

 

对本次事件应该深刻反思的,肯定不能仅仅限于中国警察网,也不能限于上海警方,而是应该在整个公安系统内进行。这次松江交警抱摔妇孺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公愤,是因为警察粗暴执法是针对妇孺而去。即使这位老妇妨碍警察执法并对执法警察有推搡行为,这也不能成为警察如此粗暴执法的理由,更何况老妇还抱着一个幼童。基于保护儿童生命安全的人道准则,警察在第一时间里就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特殊情况,从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出发来处理违章事件。而更不能原谅的是,在幼童被摔倒地上时,警察不予以积极救助,反而是全力将老妇压在地上,完全不顾幼童的生命安全,让人看了实在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一个不大的事件,引发天大的反应,可谓人神共愤,完全是因为涉事警察的粗暴执法不仅触犯了法律,更严重的是违背了天理。

 

何谓天理?天理不是成文法,天理没有写在纸上,也没有谁来规定天理的条条框框,天理看不见摸不着,但天理绝不是虚无的存在,天理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尚书》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里说的天视和天听,就是天理,天理就是民意,天理就是民声。民意和民声被置于天理的高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人文传统,是约束当国者的基本准则,也是人世间一切成文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国的天理就相当于西方的自然法,自然法高于成文法,自然法是成文法的源头,而自然法就是人心自然存在的正义感和良善的道德心。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而所谓恻隐之心,最原初最直接的表达,就是对妇孺的态度。在人群中,妇女较之男人为弱,孩童较之成人为弱,强者保护弱者,这就是天理,是人性,是自然法。泰坦尼克号即将下沉,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船,这是男人必须遵守的天理,违背这个天理,那就不是男人,也不是人了。

 

 

中国制定了保护妇女儿童法,对于欺凌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将予以更重的法律惩罚。这是天理的法律化,使得抽象的天理、民意、民声得以具体的实现。基于妇女儿童保护法,不仅绝不能欺凌妇孺,而且即使是对女性罪犯,亦要对她们实行特殊的人道待遇,更不用说对那些没有触犯法律的女性和儿童了。此次松江交警的粗暴执法如果是针对男性公民(此类事极多),可能还不会引发如此之大的舆情反应,恰恰就是因为涉事警察肆无忌惮地攻击手无寸铁的妇孺而遭到社会一致谴责。这绝对是天谴,是基于天理人心的谴责,目前对事件所表达出来的巨大民意和民声,就是天谴的具体体现。

 

警权的泛滥和不当使用,是对公民人身权利和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大敌。法学教授王建勋说得好,“驯服警权是迈向法治的第一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限制无所不在的警察权,使其遵循符合正义的原则和规则”。松江交警粗暴执法引发的公众讨论,希望能够引起政法部门的高度重视,从切实规范警察执法入手,完善自我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各项制度,为真正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而做出实际的贡献。

 

    写于 2017.9.2

笑蜀:中国所有二元结构中,最致命的是官贵民轻的二元结构

September 1, 2017

2017-09-02 笑蜀

 

摘要: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即官贵民轻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领导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

 

 

 

睡觉前忘了关手机,结果天才蒙蒙亮,就被手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一看,全是垃圾短信:譬如赶紧打钱到某某账号,譬如某房产公司最新笋盘推出,等等。因为熬夜,所以很想睡懒觉,但睡意全被那些垃圾短信搅散,心中那个恼啊。

 

平白无故被骚扰,被破坏心情,这样的事每天发生。侵犯你不多,就侵犯你一点点,你还没法还击,没法解决,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一点辙没有,只能选择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无端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没有任何错,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一的错,仅仅在于你是一个普通人。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切身感受。这感受,被最近的一则新闻印证。媒体报道,手机运营商手中都有一份神奇的“红名单”,只要你上了那份“红名单”,垃圾短信将远离你的手机。不过要上这名单,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至少得是省市级。

 

原来,杜绝垃圾短信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仅仅因为,你不是领导。这即意味着,你不是省市级以上领导,进不了那个高贵的圈子,那么你每天被侵犯一点点,每天被骚扰被破坏心情,就是活该,就是天经地义,没谁会当回事。

 

岂止手机短信二元结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头是领导,依然至少是省市级以上领导;一头是我等普通人。领导的一切都绝对保障安全,绝对保障充裕,绝对保障物美价廉,交通如交通管制;医疗如耗用公共医疗资源85%的高干病房;教育如主要为领导子女服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日三餐如正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特供食品基地。至于普通人,对不起,只好承受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乃至一日三餐几乎找不出一种安全食品等种种高昂成本,所有那些高昂成本无一不透支生命,让人心酸,让人疲惫,让人绝望。

 

在中国做一个领导感觉真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微不至,比照顾婴儿更周到更精心。出门碰到下雨,都无须自己撑伞,自有撑伞的随员亦步亦趋;甚至六一节去幼儿园看表演,宁可让孩子们在烈日暴晒下献歌献舞,也要保证领导在阴凉处安然正襟危坐。作为比照的是,做一个普通人真苦。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往往是挣扎的一生,这挣扎往往无异于一场噩梦。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

 

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即官贵民轻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省市级以上领导的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

 

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如果这基础中的每个成员,每天都被侵犯一点点,每天都在惶恐焦虑中度日,那么基础不牢,社会稳定又何从谈起呢?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放眼那些真正的长治久安的国度,就不难发现,在那里做一个普通人真幸福。做一个普通人,等于处于私人生活的堡垒之中,没有任何非法的力量胆敢侵扰,可以那么自由,那么安详,那么满足。而愈往上走,要牺牲的私权愈多,而且制约愈多,骚扰愈多,责任愈大,风浪愈大。侵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私权都是大罪,都往往导致身败名裂,但对身处权力高层的人,则报纸上可以每天骂声不断,迎面碰上可以随手扔去一枚臭鸡蛋。从这比较中,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原理:普通人的权利愈有保障,普通人的生活愈是安定,则社会愈健康。

而这,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奥秘吧。

 

——原载2011年9月22日凤凰网

9月1日:看望刘家驹夫人

September 1, 2017

丽娜微信:今天我们去看望刘家驹老的夫人,这是与刘老生前的一个约定,即他想请大家吃一顿饭,后来各种原因没有成行。最近刘老的后事基本完成,于是与刘小青及她妈妈商定今天请部分好友前去。一早,我接到海淀分局电话,让我通知取消此活动。
我问了两个问题,什么理由?谁的命令?
对方答:十九大之前不能多人聚会,上面的指令。
我回答:这不是聚会,是看望去世老人的家人,这与十九大没有关系。上面是谁??我不能接受!
……
大家在原定餐厅见面后,正在点菜被服务员告知:不能在此吃饭,派出所人来了,你们赶快从后门走!考虑到哪里吃饭都会被告知“不允许!”当时决定直接到刘老家去,小青一家人订了很多菜,煮了好多饺子,大家很温馨地在刘家驹老的遗像前,与刘老夫人赵阿姨及家人畅聊了到下午三点。

老照片讲台湾解严故事

September 1, 2017

VOA 2017年8月31日 05:10

 

纽约 —  

一个纪念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的新闻照片展在纽约展出。这个展览展出了几位台湾摄影记者在台湾解严前后拍摄的社会抗争的新闻照片,其中很多曾经被禁。

解严令是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1987年作出的决定,解除了从1949年在台湾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也可以具体解释为解除了党禁、报禁,一般认为这是台湾走向民主宪政的第一步。

在不大的展厅里听策展人讲解那些老照片的故事,你还以为他们在讲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

共同策展人及参展摄影家刘振祥说: “这位是盲诗人,他叫莫纳能,在他的家乡有个东埔村,因为他那时候地方要建设,就把他们祖先的坟墓挖起来,并没有通知他们,所以就到行政院来抗议。”

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展人余思颖说:“这个就是兰屿反核的,反核废料放在兰屿当时的一个照片。”

但故事的结局又告诉人们,这不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刘振祥指着一些宪警抓人的展出底片说:

“这里面每一格底片其实警察都是可以根据影像去抓人的,但摄影者许伯鑫拒绝交出底片。”

刘振祥说,解严后的台湾执政者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高压,“他们(警察)会来要底片,会来要这些影像,可是我们不给他也没辙,也不会说用行政命令,你一定要交出来。所以在台湾那时的执政党还不敢那么强硬地对媒体作这样的一个控管。”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历史的暗影与光》,是台北市立美术馆为纪念台湾解严30周年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举办的。参展的台湾三位资深摄影记者作品,反映的是在1986至1990年解严前后他们所拍摄的台湾人民为人权、环保等议题进行的社会抗争。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俪文说,解严是台湾走向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社会转捩点,影响深远。她说: “今年是解严30周年,我们也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策展人余思颖表示, 新闻照片在台湾转型期的社会变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说:“新闻摄影在1987年解严前后当时台湾发生了很多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媒体崛起的时代,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章都非常需要照片来作为社会运动的报道和传播。”

展览中大部分老照片是在解严之后拍的,让我们看到即便当时在蒋经国主动解除戒严之后,台湾的社会转型仍有一个过程。当时的政府在开放党禁报禁的同时,又颁布了国安法和刑法100条,警察在继续抓人;但这段历史显示了,只要人民可以开始拥有自由结社、组党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专制就会逐渐衰弱,民主的实现就会日益接近。

《历史的暗影与光》展览是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为纪念解严30周年推出的系列活动的首场,从8月29日起展至10月12日。

 

谁害怕自由?查建国赞张维迎讲话(附讲话全文)

September 1, 2017

——查建国点评之555

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张维迎讲:“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 的称号。”真是掷地有声,让人热血沸腾。可有人害怕,他们视“自由” 为猛虎。张教授的发言在北大国发院微信账号刊出后,不到半天被撤除。原本搜狐刊登的演讲全文也在24小时下架。北大犹在,但北大精神死了。

自由乃人之性。人人追求幸福,每人都有对何为幸福,如何获取幸福的自由定义权、选择权。替人类规定幸福并指定唯一路径,是专制之源。自由的边界是不防碍别人有同样的自由,自由的这种平等性检验出执政者“自由”的真伪。

民主是治国方式,自由是民主之魂。没有自由的民主是专制的遮羞布。政治自由是经济自由、社会自由、人身自由的保障。有无思想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选举被选举自由是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试金石、分水岭。评估一个党、一个国家元首的本质,看看其对自由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少数人为多数人的自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使命、宿命。自由不死!
2017 / 9 / 2 北京

 

 

张维迎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汇金网2017/7/3 10:05:55 来源:谢作诗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 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

陶世龙:反贪腐,形势比人强

September 1, 2017

作者的话】本文写于三年前,发表在海外的博客《我的话》,那个博客后来内地看不到了。近日读到王德邦先生的《十九大前对反腐的体制性围剿》,感到形势的发展正是如此,遂再发于此以供参照。--2017年9月2日


近来反贪污进展很快,几乎天天都可见到高官落马的消息,虽然多是还在被调查,但不少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7月11日一天就公布了两起,部一级的;不仅是贪污,许多与贪污伴生的腐败现象也不断曝露出来了,如中纪委10天通报10名官员通奸

对此进展,多数人表示肯定,部分人在肯定之馀有所保留,公开反对的似乎没有,但暗中抵制的恐怕力量不小。

也有人在呼吁要支持反贪主事者,但从实际情况看,普通公民无所用其力,只好当看客,因此不少人担心现在的作法,能把反贪进行到底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批评。

但是,看样子反贪的形势不仅不会为庶民的舆论所左右,甚至也不见得会按主事者的意愿发展。因为尽管这回的反贪不是作为群众运动来发动,但总算是动起来了,由于二十多年来得不到抑制,腐败已对国家机器和社会侵蚀严重,贪污分子已不是孤立的个人,真的是盘根错节;另方面群众对贪污腐败积愤已久,只要缺口打开,必定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出了问题怎么办?穷则变,变则通。车到山前自有路。

Jul 13th, 2014

黄一龙:论贪腐同志的正能量

September 1, 2017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它教导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根据这个道理,观察几年来在反腐运动中落马的过百万中共(腐)同志,我发现他们除了贪财透顶腐败透顶下流透顶无耻透顶的负能量以外,也有值得歌颂值得学习值得宣传值得颂扬的正能量,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统一体,符合马克思主义。

要宣传腐败同志们的正能量,最简便的办法自然是复述他们落马以前党媒对他们的宣传,某某领导参加了主持了什么会议作了什么报告考察了什么事业做了什么指示等等,那是绝对正确也绝对真实的正能量,因为他们就是党的领导,他们就是党;对他们的任何怀疑都是抹黑党的负能量。自然,由于他们的落马,取而代之的先是党的纪委的双规公告,说他们违反党纪从而划清党与他们的界限,继而是某个法院的判决书历数他们贪腐的罪行,从而把他们打入犯罪分子的行列。根据依法治国的规矩,对他们的评价,也该“依法”遵守判决书了。而所有的判决书,都仅宣告罪犯犯了什么罪,亦即只说了“负能量”,难道我们能够在判决书里找到什么正能量吗?

能。

他们不曾是充满正能量的党代表吗?他们不是曾受到党媒的种种宣扬吗?而他们的所有正能量言行不是并未在判决书里被否定吗?这就代表着他们依然拥有为法律承认的光辉形象嘛!而且,无论贪腐同志们盗窃国家财富多少亿多少万亿把国家弄得民穷财尽,都没有一份判决书判处他“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不妨把他们与其他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群体作一比较。

例如,党和政府的大敌“反党反社会主义”群体。这类人士,在监牢外面的时候被名“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进去以后就是“公敌”:党国和人民的敌人。他们的罪状,就是发表意见。一个人每天都要说话即发表意见,抄成文字成千上万,但是聪明的司法机关总能从其中查到它不喜欢(或很喜欢)的东西。以其中一位最近“因病死亡”的罪犯先生为例,他因 “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伙同他人撰写了题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引号内为司法文书原文,下同),被北京市中级法院第一分院贾连春审判长判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请找找,千百万贪腐罪犯同志中,有哪一位也因对我国的国家政权不满而煽动颠覆它因而被法院判罪?假使他对党国也有一丝如同病亡先生那样不敬,法院还能不严加判处吗?这就从反面证明,这些同志即使腐败透顶无耻透顶,也不忘热爱国家政权热爱社会主义。这样可敬的精神,还不算正能量吗?

另一个群体是“维权律师”,帮助被告维护合法权利的,或称“死磕律师”,死死抓住法律条款绝不松手弃权的。其实维护公民的法律权益本来就是“律”师的职责,“死磕”自己的职责更是任何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这种人士在现在的司法环境里却成了异类,其一个代表就是浦志强先生。他有个嘴巴,自然也天天说话,还上互联网发表意见。明察秋毫的司法机关毫不费力地从他千言万语中查明,他和友人在家里居然研讨敏感问题,从而实行抓捕,捕了不好定罪,更以“在网络上多次发布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内容的微博,并激起部分网民的民族仇恨、民族对立情绪,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和“利用网络辱骂多人,用语不仅粗俗而且恶意明显,具有辱骂、中伤、攻击和贬低他人人格的特点”,由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张素莲审判长判犯“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试问以上两项罪名,哪位贪腐同志的罪状里面出现过呢?贪腐同志们既不煽动民族仇恨也不辱骂他人,要煽动仇恨也只煽阶级仇恨,要骂人也只骂下属,都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和党规党法亦即正能量的。所以也是可敬的人啊。

说了以上言论,深感有为腐败分子洗地之嫌,甚至可被怀疑当了谁谁的白手套,参与把他老婆二奶的钱财往美国转移。所以,如果仅仅为这些众所不齿的家伙说点公道话,权衡利弊,我也不愿多此一举。只是澄清这个问题尚有一个重大的作用,远高于某个前长官今囚徒有无正能量之问。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党经由上上下下千千万万领导人领导的,而贪腐分子也是不断从上上下下千千万万这些领导人群体里面抓出来的。由此发生的问题是,难道那些呆在监狱里的同志,是被抓以后或者判决以后才成“分子”的吗?假如不是,那么那些当时暂处监外从乡到省到最高层的同志,他们所领导的单位是在党领导下呢,还是在“分子”领导下?因而当时那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呢,还是贪腐主义?是贪腐分子也可以领导社会主义,还是他们已经领导着贪腐主义而使社会主义的某些江山变色了?我们成天在批判“抹黑”党国历史,如果上述疑问的答案居然是后者,不正是最严重地抹黑了党国吗?因此,理直气壮地为贪腐同志正名,宣传他们在踏进监牢以前为党为国所建的功勋,以及入监前后的爱党爱国正能量,正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任务。

这就给理论创作部门和舆论宣传部门提出了一个研究任务,贪污腐败这种盗党盗国的滔天罪行,怎么能够和爱党爱国的高尚品格共处于一个分子同志身上呢?我在这里提出一说,供他们参考。我看贪腐诸公的爱党爱国,绝非一时的欺世谎言,而是出于他们本身的迫切需要。如果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国,他们怎能把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切国家权力”捞在自己手里用以卖钱贪腐?而对于暂时掌握党国某些权力的贪腐同志高抬贵手,又是当局履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列宁主义理论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真要杜绝从上到下无处不在的中国特色腐败,非让全民动员起来监督权力不可,而这就一定落入“公敌”们宣传的西方民主自由的陷阱了。——这种“陷阱”,在文献上看似乎正是多数中共先贤的初心,但是它如真正实现,不是完全颠覆了党所不容分享的革命政权了吗?所以,一部当代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反贪腐力量、不贪腐力量、待贪腐力量和那些已入狱贪官、待入狱贪官、躲过入狱的贪官既互相对立彼此亮剑又合力奋斗共同专政的历史。“矛盾统一”的宇宙真理,在当代中国得到完美的体现了。

本题的内容在此说完。剩下“本题”本身,尚有一个题外的说明:其中所谓“能量”,在物理学上属于只是大小多少的“标量”,而非正负走向的“矢量”;所以“正(或负)能量”之说会遭物理老师发给零分。不过本题的正负能量区分,抄自党的正式文献,可称中国特色物理学,或许还属什么思想,当可例外,特此说明。

2017年9月1日于不设防居

五柳村2017年9月1日(星期五) 晚上8:56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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